“因为我已经染上了一种病，我想在我死之前，让我父母先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一个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一个众人眼里的老实孩子，因为一次“不小心”，他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绝望中，他决定“毒杀”父母后再自杀……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阿勇（化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回头探究此案的诸多细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孩子”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没有理智地正视挫折、及时与家人沟通，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歧路。　

　　“好孩子”的一夜蜕变
　　4月28日，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
　　据了解，阿勇在等待开庭的过程中挺紧张。嗣后，当法警告诉他此案不公开审理，他才松了一口气，情绪渐渐平缓下来。
　　“他长得眉清目秀，是个内向的人。”这是不少人对阿勇的第一印象。
　　但是，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却是残酷的：阿勇前后5次向父母下毒！
　　人们在震惊之余关心的是，内向的阿勇，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毒害亲人的深渊的？又是在怎样的心态下，他可以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再下毒手？
　　现年25岁的阿勇是家里的独子，案发前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助理。因为经营着一家厂，阿勇家的经济条件也非常不错。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阿勇集聚了很多人期望拥有的良好资源和关爱。据知情人讲，阿勇从小成绩就好，而且听话，家里人都非常喜欢他，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一点，阿勇自己非常清楚，也渴望为家里人争光。
　　但去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众人的希望突然变成了压得阿勇透不过气来的“负担”。
　　去年4月，阿勇结识了一位杭州的网友，两人一“聊”生情。数日后，阿勇赶赴杭州，两人发生了“一夜情”。2005年11月，阿勇因发烧到医院检查，方才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阿勇的世界在一夜间坍塌了。由于觉得自己患了绝症会不久于人世，心灰意冷的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又想到自己的早逝会让父母伤心，阿勇决定先杀死父母，然后自杀。
　　案发后，2月23日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阿勇主动到派出所自首了。一阵沉默后，他说了句“我交代算了，我心里也有苦衷”。
　　“你有何苦衷？”
　　“因为我已经染上了一种病，我想在我死之前，让我父母先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阿勇承认：“都是我下的毒，我想让他们死。”
　　专家分析：阿勇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精神受到强烈震撼，出现明显的抑郁表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食欲下降，失眠等，并出现自杀意念。

　　5次下毒1次报警
　　从下定决心开始，“孝顺”的阿勇一直在紧张地为父母寻找一种不痛苦的死法。
　　他上网查询了有关信息后，便到萧山一药房购买了50支体温计。
　　今年1月初的一天，阿勇打碎体温计，把其中的水银放在父母枕头下，想通过水银挥发让父母中毒死亡。不过，第二天早上，阿勇的父母就发现了水银，将之打扫掉。
　　第一次没有“成功”，却不能阻止“决心已定”的阿勇的进一步行动。
　　之后，他又从一网友（另案处理）处了解到“G水”能致人昏迷，便向那人邮购了10毫升“G水”，想先用“G水”致父母昏迷，再放煤气让他们中毒死亡。
　　以下这些，都是阿勇在QQ上对那个给他提供“G水”的网友说的话：
　　“呵呵，钱我早说了无所谓的，给你做生意你也不要做啊？”
　　“把账号给我，我下午汇，你下午给我寄。”
　　这其中，阿勇的求药心切清晰可见。当对方问阿勇想要什么样的，“是幻觉重的还是麻醉重”的时候，阿勇的回答是：“最好么是能睡死掉。”这和他之后对警方所说是一致的。
　　终于，还不知买来的药“药性”究竟如何，阿勇就开始了“实践”。
　　今年1月的一天傍晚，阿勇把大约5毫升“G水”倒入母亲烧好的饭里。结果，父母和舅舅、舅妈吃过饭都出现了头晕等中毒症状。
　　大概过了3天，阿勇又把剩余的“G水”倒入母亲烧好的饭里，父母和舅舅、舅妈又出现了中毒症状。
　　阿勇并没有就此停手，他又分两次邮购来共90毫升“G水”，在亲人的饭菜里下毒。
　　2月15日傍晚，在家庭餐厅，阿勇再次把大约10毫升“G水”倒入母亲烧好的饭里。接着，父母、舅舅、舅妈再次出现了中毒症状。这次，是父亲打电话报了警。4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后脱险……
　　专家分析：阿勇出现明显的抑郁情绪反应及强烈的自杀观念，在这种严重的情绪障碍影响下，主观上认定自己如果自杀，年老的双亲必定会产生巨大的痛苦，留在世上受苦，还不如将他们也杀死——此种现象在司法精神病鉴定学上称为“扩大性自杀或怜悯性自杀”。

　　极度信任反成了纵容
　　也许在外人看来，家里人三番五次地出现头晕、昏迷等现象，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而阿勇不合常理的一些行为和反应，也足以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但是这些，都没有引起阿勇家人的怀疑。
　　其实，在第二次下毒后，阿勇还做过很反常的事。
　　当父母等人回到卧室昏睡时，阿勇从厨房拿出了煤气瓶放在父母的卧室里，关上门窗、打开煤气——他想让全家人都中毒而死。幸好，母亲在昏睡不久后苏醒，把煤气关掉。后来，阿勇又用双手掐母亲的脖子。母亲呼叫起来，父亲也醒了过来，阿勇这才住手。
　　可是，惊醒的父母并未对阿勇产生怀疑。事后，当被问及有没有想过阿勇为何这么做时，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搞不清楚，我睡下的时候，我老婆叫他回自己房间睡觉了，他也不肯回去。”
　　疑点还有不少，比如，5个人一起吃饭，只有阿勇的中毒症状最轻，“稍微有点头晕的感觉，没有昏迷什么的”。至于放水银的嫌疑人，父母也从未想过是阿勇——虽然，父母的房门钥匙，除了他们自己带着，只有阿勇有。
　　这些细节中，透露出一个问题：在阿勇异常状态越来越明显、对自己行为的辩认和控制力越来越弱的时候，出于对阿勇极度信任，出于“好孩子”的惯性思维，家人并没有往“深”里想、“坏”里想。当被问到他们和儿子阿勇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时，父亲还一个劲地说他们之间关系好，“我儿子很老实的”，这也就无法及时阻止阿勇进一步的“疯狂”行动。
　　当被问到在下药的时候，怎么不怕害死舅舅和舅妈时，大家才发现，其实阿勇早已“心中有数”，他说：“我要杀的是我父母亲，所以我下药时的剂量都是控制好的，我舅舅和舅妈吃的剂量是不会死的。”
　　专家分析：这种情况属于一种在严重情绪障碍背景下出现的异常或变态的心理状态，阿勇会受到严重情绪障碍的影响，当时对自己行为的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严重削弱，致使作案动机不合常理。在给阿勇作出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讲到，阿勇被评定为部分责任能力人。

　　亲人在痛苦中煎遨
　　对阿勇深信不疑的亲人是此案的被害人，也是最后知道真相的人。
　　知道真相后，大家难以置信啊——因为在家人眼里，阿勇对父母非常孝顺，对亲戚非常尊敬。
　　而如今，亲人们发现，之前一次次的奇怪遭遇和阿勇的奇怪举动之下，竟然隐藏着如此大的秘密。这带给亲人们的震惊和痛苦是巨大的。“我们现在知道，阿勇因患疾病而产生厌世之念，从深深爱家爱父母的动机出发，实施了极端错误的行为。但是他的心理也是非常矛盾的……”
　　一面是对亲人割不断的真心关爱，一面却是怕他们无法承受真相的痛下毒手，矛盾与斗争，其实始终在阿勇心中盘旋。直到现在，阿勇的家人还认为，阿勇“没有一定要杀害我们的坚定性”。家人们说起2月15日那次中毒后，“是阿勇驾车送我们4人到医院治疗，并陪护至我们出院；另一次看到我们吃饭后有反应，到村医疗站买来阿托品的药给我们服用，反应即行消失，身体恢复正常”——这些举动，与作案时“可怕”的阿勇，判若两人。
　　家人们觉得阿勇得病的事他们一无所知，阿勇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他其实非常可怜。毕竟血浓于水，亲人们最终选择了原谅——阿勇的父亲、母亲、舅父、舅母，曾先后向相关部门提交了《要求对阿勇减轻处理的申请》和《请求对阿勇不予处理的报告》。这些《申请》和《报告》中，透露出家人对阿勇深深的爱。他们选择给孩子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
　　最终，法院认为，阿勇以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多次采用毒物对被害人实施加害，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由于阿勇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且犯罪未遂，案发后能自首，故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阿勇曾说：“在这件事（即毒害亲人）上，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我知道我实施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我犯罪了。我希望政府能够给我机会，从宽处理。”
　　如今，在得知父母已经原谅了自己后，阿勇的眼神明亮了起来。